《左传》闵二年：「卫文公大布之衣、大帛之冠，务财训农，通商惠工，敬教劝学，授方任能。元年，革车三十乘，季年乃三百乘」。襄九年：「晋侯归，谋所以息民。魏绛请施舍，输积聚以贷。自公以下，苟有积者，尽出之。国无滞积，亦无困人；公无禁利，亦无贪民。祈以币更，宾以特牲，器用不作，车服从给。行之期年，国乃有节，三驾而楚不能与争」。

臣观自昔兴衰致彊，必先自治；自治之道，未有不本于民者。卫文公承懿公失国之后，徙于楚丘，能以道化其民，而建城市、营宫室得其时制，百姓说之，歌于《国风》，亦可谓贤君矣。考传所载，则大布之衣、大帛之冠，约己以礼，务财训农，通商惠工，裕民以政也；敬教劝学，知所以作人矣；授方而任能，知所以官人矣。用能安富其国家，而革车之盛，终致十倍。卫之所以复兴者如此。晋悼公承厉公失道之后，修政事，建官师，举不失职，官不易方，爵不踰德，而民无谤言，亦可谓贤君矣。以楚、郑之故，厌于屡战，谋所以息民者，魏绛首以施舍为请。于是输积聚以贷焉，国无滞积，亦无困人，则藏之百姓，而家给人足也；公无禁利，亦无贪民，则与众共利，而廉逊兴行也。祈以币更，宾以特牲，省费以蓄其生尔；器用不作，车服从给，啬用以蓄其力尔。行之期年，其效足以胜楚。晋之所以复霸者如此。然则文公所以兴卫，悼公所以彊晋，皆以约己息民为本，曷尝设法立禁，务以兴利而富国为哉？伍员言越之伐吴，亦期以生聚教训于二十年之后。虽小大之迟速各因其力，未有不由于是者。苟不知出此，顾以大雠之未复，国用之未充，务速效而忽远图，乃欲于丧乱之馀，求生财之道。有司或不知恤，将巧为法制，阴取罢民，以济目前之急，使其侥倖以成一旦之功，而吾民之心已离矣。盖亦反其本欤？